与“死神”赛跑，中国公共急救缺什么？

最近一连串心源性猝死的新闻连续被报道，从医生、主编、到艺人......使得AED这个对中国公众相对陌生的名字频繁被刷屏。

AED是英文Automated External Defibrillator的缩写，意思为自动体外除颤仪，是一种国际上认可的专门为急救突发猝死病患的可携带设备（主要在公共场合），是可被非专业人员使用的用于抢救心源性猝死患者的医疗设备。

心跳骤停时，只有在最佳抢救时间的“黄金4分钟”内，利用AED对患者进行除颤和心肺复苏，才是最有效制止猝死的办法。

据统计，如果1分钟之内通过AED对患者进行电击除颤，救活概率为90%，每延迟一分钟救活的希望降低7% -10%。

这些令人悲伤的事件背后反映了中国公共急救的尴尬现状。

一台AED设备的有效使用范围最好在直径100米左右的区域。在这个范围外，获取AED所需的时间就可能延误最佳抢救时间。

截至2018年底，中国AED大约只有2万台，仅北京、成都、上海、杭州、海口等城市在重点公共场所设置AED，很多城市AED配置为零。如此少的数量无法满足实际可及性需求。

以某一线城市机场航站楼为例，出发大厅内两个问询处旁边各有一台AED设备。每一台都装在一个与消火栓差不多大的金属箱里，金属箱上有着醒目的“AED”字样和带急救图案的心形标识。金属箱内的除颤器完好，但箱子却上了锁。而钥匙在询问处工作人员手里。锁起来的原因，据相关人员介绍，考虑到多台设备几万甚至几十万元，今天放在那儿，明天可能就没了。

而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，那些被锁起来的，常年不用的AED设备可以说真的就是摆设。

在中国AED设备是陌生的，AED相关知识更是缺乏。

据了解，中国近年来红十字会系统应急救护培训普及率仅有1.5%左右，参加过AED使用培训的人更少。比如，高铁列车的乘务员都经过红十字协会培训，包括心肺复苏以及人工呼吸，但并没有专门针对心脏骤停的急救设备AED。

其实AED就像傻瓜式照相机一样，有语音提示指导操作步骤。在发达国家，一般中小学也有相关知识的培训，所以应用得很普遍，可以说几乎人人都会用。

然而最让中国民众担心的是“如果救了，事情发生，需要承担怎样的责任”？

目前，中国对AED设备是作为医疗器械来备案的，根据《医师法》，医疗器械只有具有医师资质的人才能使用。即使拿到了急救证，从法律上来讲也没有一个说法认定普通人可以使用。

而美国在1995年就立法展开了“公众可获取的除颤仪”计划，它是一项在公共场所安置AED，并鼓励普通大众等非专业人员接受培训从而能随时使用AED的普及计划。

• 90年代美国FDA批准了非医护专业的人员可以使用AED，很快《好撒玛利亚人法》（俗称“好人法”）也获得了立法批准。

• 1999年3月，美国红十字会的基本CPR课程中就包含了AED训练。

• 2004年9月，美国FDA开始将AED作为非处方器械允许向家庭销售。

“好人法”保护每一位施救者，包含了两个原则：

• 一是义务救助原则，即人人有义务协助处于危险中的人，除非这样做会伤害到自身；

• 二是免责原则，对于陌生人对受伤者进行紧急医疗抢救中出现的失误，给予责任上的赦免，对于造成的伤害不需要负法律责任。

美国联邦和各州的法律中都有相关的法律条款，有的称《无偿施救者保护法》。欧洲大多数国家、加拿大的法律中都有与《好撒玛利亚人法》相关的条款。

在中国，目前只有深圳、杭州、上海等少数几个城市在探索这方面的立法。还没有一个全国性的急救法，来规定应急救护中造成的后果责任由谁来负。

在美国心脏骤停的患者抢救成功率约为10%，个别大城市成功率能达到30%，而中国成功率仅有1%。

AED设备布局率低，AED知识认知率低，以及相关法律缺乏造成了目前中国AED使用率几乎为零的现状。

全球自动体外除颤仪（AED）市场产值约为十多亿美元。据分析师预测年复合增长率将在8-10％。市场规模虽然不大，但是作为院外心源性猝死的首要救命神器，越来越被全球市场所重视。

AED产业相对比较集中，目前主要集中在前三大生产商，飞利浦、卓尔、菲康；其他还包括瑞士席勒，日本光电，德国普美康（被鱼跃收购）等。

北美是全球最大的AED消费市场，占45％左右，欧洲其次占30％左右。

飞利浦虽然在AED领域不是最早布局的，但是拥有第一个被批准在家庭使用的AED产品。

• 2002年11月飞利浦Heart Start AED作为处方被批准在家庭使用。

研制的HeartStart OnSite智能救心宝产品，2014年进入中国，也是目前重量、体积最小的智能化AED产品。

作为急救的重要环节，飞利浦布局智能化AED能帮助快速高效地响应急救，无论急救发生在何时何地，而面向专业客户和个人消费者也是其重要的战略方案。

卓尔公司（ZOLL Medical Corporation）在急救领域有40多年历史。

是最早进入中国的AED外资企业，也是全球首个全线除颤产品通过美国FDA上市前批准（PMA）的生产企业。

2012年3月，被日本旭化成公司(Asahi Kasei Corp)以22.1亿美元收购，但是仍然以旭化成子公司的形式继续保留卓尔的独立品牌。

卓尔在的AED市场全球份额一直排名前列，2019年8月完成了对美国心科公司（Cardiac Science Corporation）的收购。

心科公司也是AED领域的领跑者，这次收购被认为是全球AED行业的一次大事件，进一步奠定了卓尔在AED领域的领先位置。

菲康公司(Phgsio-Control)  成立于1955年,在60年前开创了除颤器技术。1998年与美敦力实现了战略合并。占全世界除颤器市场的40%以上，在AED领域也是数一数二。

在美敦力旗下时，其产品LIFEPAK系列应用于手术室，ICU，CCU病房，及院前急救，在全世界的装机量超过 45万台。在美国医疗急救系统中，LIFEPAK除颤仪更是占有率达90%左右。

2012年，由于发展理念不同，美敦力将菲康分拆出售给了私募股权公司贝恩资本。

2015年，菲康收购了HeartSine 旗下位于北爱尔兰的AED制造商。虽然具体财务细节并未公布，但收购创造了全球最大的AED解决方案提供商。也拥有了第一个获得FDA PMA监管程序批准的新AED产品批准的产品。

2016年2月，Stryker Corp宣布以12.8亿美元从贝恩资本收购了菲康。

可以看到一路以来，菲康公司在不断的被并购和收购。

中国每年约有55万心源性猝死病人，相当于每天约1500人因心脏骤停而离世，居全球各国之首，其中90%发生在院外。

在美国，政府每年提供3000万美元专项资金用于实施公共除颤计划，急救车5分钟内无法到达的公共场所全部依法设置AED，目前社会保有量超过100万台，平均每10万人317台。

在日本，每10万人配备AED的数字为235台。

在中国，每10万人仅有几台。

中国的医疗器械厂家没有停止前进的步伐。

2006年，北京首都机场在二号航站楼内安装了11台自动体外除颤器急救设备，开创了国内公共场所安装自动体外除颤器急救设备的先河。

而当时中国AED所有都是外资品牌，因较高的价格，使得AED在中国普及推广进展缓慢。

中国AED生产企业起步较晚，直到2010年当时的CFDA才开始有中国企业的产品申请。

并且直到2013年迈瑞发布了中国第一款自主研发的双相波AED产品，改写了我国AED产品完全依赖进口的现状。

在迈瑞产品投放市场前，中国市场上的AED全部由飞利浦，卓尔，菲康这三家公司所垄断。当时，每台AED价格在4万元以上。

为填补AED技术的国内空白，国家科技部将AED项目列为国家科技支撑计划，项目落户迈瑞公司。迈瑞的加入，使得每台AED的价格从4万元下降到了2万元，极大地改变了AED的市场格局。

截止2017 年迈瑞不仅在中国AED市场占到了20%左右的份额，而且将产品卖到了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。

迈瑞的AED产品完全是自主研发的，截至2018年，迈瑞已有四款除颤仪产品获得了NMPA的认证。

跟迈瑞不同，鱼跃采用的是直接收购海外优势企业。

2017年3月，鱼跃医疗以1170万欧元收购了德国Metrax医疗公司全部股份，获得了旗下德国普美康（Primedic）AED产品线。德国普美康AED产品走的是中低端路线，其全球市场份额的四分之一在中国。

2018年财报显示，AED产品线给鱼跃医疗中国市场带来5100万营收，且今增长趋势良好。

鱼跃收购普美康也是看重当时中国市场上的国产AED产品只有迈瑞，事实也证明了其决策的正确性。

而随着久心医疗等一些国产企业AED产品崛起，相信未来中国国产AED市场表现可期。

在城市公共场所配置安装 AED 既能提高心源性猝死患者的抢救成功率，也是构建城市应急保障体系的重要举措。

因此建立起相关法律机制，以及政府对普通民众普及相关知识，是中国AED市场实现发展的重要推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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